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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化社会真相何在

发布时间:2019-11-24 04:04:41 编辑:笔名

标签化社会:真相何在?

在很多社会事件中,我们并不特别在意真相,只对行为人的身份感兴趣,并从身份标签中直接得出结论:是官员的,必定有权力腐败;有干爹的,必定有黑幕;是富二代的,那基本不是什么好人。至少在络上,我们是生活在标签化的社会中身份即是非。

在络与现实生活的众声喧嚣中,我们唯独忽视了事件中最核心的东西:真相是什么?

标签怎么来的?

为什么一提到拆迁,人们就会联想到强制、侵权?为什么一说城管,人们就觉得离暴力、欺压不远?原因很简单,这些都是标签化惹的麻烦。

敏感的身份:

泛标签化的过程

就是一个简单类推

自从我爸是李刚成为一句雷语后,就奠定了它在江湖上不朽的地位。

似乎,用这句话来菲薄一些略显纨绔的官二代,再恰切不过了。人们乐于让那些公子哥儿式的人物和李刚爸爸有撇不清的干系。

于是,药家鑫曾被指背后有人,而到了17岁少女拒绝官二代求爱被烧伤毁容事件出现后,官二代对于人们敏感神经的刺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官二代,无论如何,已经被钉在了竖立在舌尖上的耻辱柱上,难以翻身。

其实,何止官二代,富二代、高富帅,在获此封号后,都有了特定的内涵:开车撞人、集体飙车、萝卜招聘

个别人的不良行为经过刻意宣传和传播,便形成了富二代和官二代的标准照,新晋人群高富帅也面临同样命运。

这就是标签,而一旦有人符合此身份,人们很容易先入为主的进行归类,不怕误伤。

而这,就被称为泛标签化。类推,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泛标签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类推的过程。

人们在这个推理过程中,享受着自以为是的盖棺论定,实现了嬉笑怒骂的正义出击。而有些人对此,显然要委屈一些。

7月9日,河北昌黎站有人卧轨自杀,一名铁警为救人也被带进去,卧轨人当时死亡,而救人警察两条腿却被火车轧掉。

这位最美铁警李博亚只有20岁,是郑州铁路警察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大一学生,典型的90后。

可以说,是为90后群体拿掉了顶在头上的鸟巢、不思进取、自我等多顶帽子。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朱力认为:标签化常常与在社会中容易引起集体亢奋的身份敏感群体有关。只要涉及具有敏感身份人的报道,公众与民就会产生大量的联想:特权、腐败、不法致富、权钱交易、不公平、不公正这种标签化其实是一种不加认真调查研究、探明事件真相的简单归因,是认知问题上的懒惰做法。

谁强化了标签?

不过,把标签化的板子打在人们的身上显然也有失公允。那么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或强化标签化认定呢?一是媒体,二是信息管理失调。

歪说的暗示:标签,其实就是被强化了的偏见

一件事情,总喜欢歪着说,那么就会对听者产生暗示:这种人都是这样的。

心理学家认为,认识,尤其是偏见的养成,其实就是一种类似于此的外在信息对个体的不断强化造成的。是信息选择的非对称性失调。

以农民工为例,在城市里,对这一群体的歧视长期地存在着。人们的印象中,这个群体整体文化素质低、工作环境差、流动性大对于各方面条件优越的城市户口人群而言,对农民工的偏见,是天然优越感作祟。

但是可怕的是,这里面还有人为因素的推动。

打工仔这个词常见于媒体的标题中,而这个词的背后往往是有关抢劫、偷盗、诈骗等行为的后缀。久而久之,这个群体的形象就被抹黑了。

无论你再怎么呼吁可怜这个群体、公平对待这个群体,都无助于挽回这个群体的形象。

而实际情况呢?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城其实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大多数虽然从事着父辈的行当,但是文化水平明显提高、追求整洁时髦、信仰自由恋爱、对络等新生事物接触多。

而且他们的从业范围在从建筑、餐饮行业向电子机械、物流、通讯、小型零售拓展,而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很有可能是一些大学毕业生。

因此,无论从生活品位,还是从就业层次,农民工在改变,但是留存于头脑中的偏见却异常顽固的存在着。

对这种偏见的形成,媒体口径中对打工人群信息的选择性报道,以及对其身份的过度强调,难辞其咎。(山东商报)

泛标签化扭曲社会认知

近年来,无论是在媒体的报道中,还是在络的言论中,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标签化。所谓标签化是指一种自发的认识归类方式,将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物自发地归为一类事件或一类人物。例如,只要提到城管与管理对象发生冲突,不问具体的导火索与原因,就是城管粗暴打人。只要车祸与富人有关,就是富二代以富欺人。在治安案件中,只要与公务员有关,就是以势压人。

标签化常常与在社会中容易引起集体亢奋的身份敏感群体有关。身份敏感群体当前主要有两类人构成,一是拥有权力资源的人,一是拥有财富资源的人。只要涉及具有敏感身份人的报道,公众与民就会产生大量的联想:特权、腐败、不法致富、权钱交易、不公平、不公正这种标签化其实是一种不加认真调查研究、探明事件真相的简单归因,是认知问题上的懒惰做法。它源于认知中的刻板印象,即关于一个类型中所有人、物或环境的简单化的或未加证实的概括。有标签化的人看问题非常片面和绝对,认为一个群体优等,则群体中每个成员都是优等的,而劣等群体中每个人都是劣等的;认为富人都是为富不仁的,官员都是仗势欺人的。标签化的局限性在于它是根据错误或不完全信息概括而成的一种对事物的解读方法。它是在缺乏足够证据的基础上根据某个人的群体身份而下的定论。

标签化常常会产生认识的偏差。例如,将一个偶发的、当事人无意的行为,贴上富人身份与穷人身份的标签,就使一个平常的事件变成了一个显示社会分裂的标志性公共事件。标签化不仅不会使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反而成为民宣泄情感的导火索,还会使人们的心理不满迅速地发酵。过多的标签化式的报道,在无形地强化阶层意识、分裂阶层关系、磨损社会和谐。究其根源,标签化式的思维方式,有其客观与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是,诸多社会问题确实存在,并有恶化的趋势。例如阶层分化由过去空洞、抽象的议论,变得日益清晰起来,阶层的轮廓浮现出来。随着物质资源的市场化分配,以隐蔽形式存在的阶层,逐步通过物质层面的差异显现出来。客观上产生了阶层的等级差异是不争的社会事实。部分官员将公共权力非公共使用,以权谋取金钱、美色、物质利益等也是事实。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只能无助地看着这种现象一再发生而无法阻止。不管个体感到多么不公平,但社会仿佛像一架巨大的高速运转的机器,对旁边的人置之不理,继续高速运转着。因此,一旦产生贫富冲突、腐败等个案,人们愿意相信它是这些问题的代表,愿意借机宣泄。

在主观方面,与人们的认识习惯有关。由于各种事物的影响因素极为复杂,使人们陷于纷繁复杂的细节而难以厘清决定事物本质的主要因素,于是人们常常采用类型化方式来解释世界。试图将所有发生的事件纳入到自己的知识系统中去认识,用自身已有的、习惯的分析框架去分析。将研究对象化繁为简,以便清晰地把握事物的特征。标签化就是这种分类方法的偏差,是一种错误而懒惰的概括。错误在于它把同一个特征归属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而不管群体成员中的实际差异;懒惰在于不愿意花力气去认真分析,只是简单地将个别性的、特殊性的因素归为现有的普遍性的结论。

社会需要批评者,他们能够不断地发现与诊断社会的弊病,能够不断地矫正社会前进的方向。但他们必须警惕随意地运用标签化式的批评,而应运用辩证的思维看待社会存在的某些弊病,透过假象看到真相,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消极看到积极。通过诊断具体的社会问题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我们批评的内容是消极的,但批评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我们要以客观的立场和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消极的问题,即描述要客观,解释要合理,预测要准确,规范要科学。(朱 力 人民论坛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

真相是什么?

现实比戏剧精彩,至少在当下中国。每一件普通的民事纠纷背后,都有可能出现官员或者官二代(富二代)、军车(豪车)、美女(名表)、微博喊冤等等舆论拉锯战,对了,还有无处不在的干爹。在官员与干爹的对决中,围观者基本都成了神经质患者,昨天还在为官员的飞扬跋扈而义愤填膺,今天又改换门庭,担心官员是不是被冤枉。我们唯独忽视了事件中最核心的东西:真相是什么?

在很多社会事件中,我们并不特别在意真相,只对行为人的身份感兴趣,并从身份标签中直接得出结论:是官员的,必定有权力腐败;有干爹的,必定有黑幕;是富二代的,那基本不是什么好人。至少在络上,我们是生活在标签化的社会中身份即是非。

这些事件之所以迅速成为社会公共热点话题,无不因背后存在的某种营造对立的社会情绪为基础。我爸是李刚、南航空姐被打等背后显然是官民对立,郭美美事件、杭州飙车事件、药家鑫事件等隐藏的是阶层对立。官与民、富与贫,是当下社会两个最敏感的神经。

这也就能解释围观者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情绪化判断。特别是诸多事件牵连出的官员,不少后来都证明存在问题;涉及富人的事件,不少后来都证明存在黑箱操作。所以索性路径依赖A很多时候可能导致B,所以A就等于B。

当公众都习惯于标签化判断时,这个社会就成了标签化社会,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是一个失范的社会。失范一词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指现代化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所导致的社会成员心理上的无序状态。我们现在就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以前值得相信的,值得遵循的传统价值似乎已不存在:官方发布未必能全信,慈善行为背后隐含着商业利益,甚至老人倒地了是否应该扶起因为曾经一些老人倒地导致了民事赔偿纠纷,我们就标签化地认定,倒地老人也是危险的。

社会失范谁之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整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应该为此反思。但是显然的,失范的破坏性和后果的严重程度,多数取决于违规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一个官员、一个执法者、一个社会精英的失范,比一般社会成员的失范,其影响要大得多。换言之,一个小贩占道经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不及一个城管对小贩的暴力执法。执法者犯法,秉持纲纪者败坏纲纪,是最大的失范,更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和对社会规范的失望。在这个意义上,公权力掌握者与社会精英,对于整体的失范应该承担更多的。

这就涉及到社会如何去标签化,也就是说公众可以不再按照标签来判断事情的对错,一切的判定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比如具体到最近的武装部长醉打南航空姐事件,正常社会的处理流程,应该是空姐报案,司法机关介入,媒体监督,目击证人出证言,最后法院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判定谁对谁错,一切尘埃落定。这就需要几个保证:使当事者和围观者能够相信司法机关是独立的,不受干扰;媒体监督是有效的,不会噤声;证人是安全的,不会被打击报复。当上述这些都能使公众相信了、认可了,社会才有可能挣脱出导致整体失范、对立、堕落的漩涡,走出历史循环论的幽暗轮回。(经济观察报 启越)

如何去除标签?

《环球》杂志调查了青年人对自我的标签认识。调查选项分普通青年、文艺青年和愤怒青年。

出人意料的是,在接受调查的两万多名友中,超六成认为自己是普通青年。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萨支山认为,普通青年其实也不普通。

在他看来,大多数人将自己归纳为普通青年,实际上是在拒绝武断地为自己贴标签。人们愿意说自己是普通青年,是由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文青和愤青。

可见,对于标签这种东西,当事者有着本能的抗拒。

其实,一个人的贫富、贵贱和品行不存在正相关,无论保时捷少女,还是救人的陈贤妹,其行为都是对道义框架的适应,任何过分恶解和过分正解都是简单化思维导致的社会正义自戕。

去除标签化,对公民个人当然有所要求,但体制的因素同样不可忽略。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人们对于政府、司法公正的焦虑,才催生了官二代等一系列标签。一定程度的透明、监督,会让一切标签得以消解。

总之,良性互动是消除误解的不二法门。就像现在人们把强拆等同于拆迁一样,这需要公益性尺度进一步加大,程序正义得到延展,而后拆迁才能去妖魔化,给人们一个真解。(山东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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